大約是在離團慶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某天中午接到一通電話，那爽朗無比的聲音一聽就知道是趙伯伯，他也很意外我怎麼能一下子就聽出他的聲音，這讓他笑的樂不可支。 可是我愈聽愈不對勁，因為他一直叫我「阿華」。 不管我怎麼說我不是阿華，他就只是一個勁地喔喔喔地回應我，然後繼續說他要說的事情，他說要買些菜苗在山上種，希望我能夠幫他買上去，最後問我什麼時候上山去，我說近來社團裡很忙，恐怕得要等到11月才能有上去的時間，不過菜苗這兩天買齊了就會幫他寄上去。 趙伯伯也是喔喔喔地連聲說好，然後又交代我要上去的時候「得要在早上八點中做生意之前上來」，我沒多想，結果也是喔喔喔地回應了他。 兩天後的下午，將買到的菜苗用宅急便寄出。 隔天星期六，早上還睡的迷迷糊糊的時候，又接到了趙伯伯的電話，電話那頭他的聲音很急切……。 也有點慍怒。 「阿華！你幾點上來啊？」 「我？我今天沒要上去啊？」 「你不上來？你怎麼沒講呢？不是跟你說八點鐘之前要上來啊？」 我整個人從床上翻了起來。 「我沒說今天要上去啊？前幾天你………。」我確定那天下午的電話裡沒說過今天要上山去。 沒等我話說完，趙伯伯就批哩趴啦叨唸了一大串。 「呃…，那個那天你說要買的菜苗我寄上去了。」我試圖轉移趙伯的注意力，好接下來能慢慢說請楚事情的來龍去脈。 「什麼時候寄的啊？」語氣似乎有緩和下來的跡象。 「昨天，昨天下午寄的，今天就可以收到了。」我自信滿滿。 「……………。」 「你人不上來，寄那個有什麼用啊？！」整個狀況又再度逆轉回原點。 「不是跟你講八點鐘之前要上了的嗎？你這個年輕人怎麼這樣？我還等你來幫我把車開到土地公廟那裡去啊！！你不來，我那一些東西怎麼辦？今天怎麼做生意啊？」 這下子我有點明白趙伯伯這麼惱怒的原因了，但我確實沒有答應他今天上山去的記憶啊？趙伯伯愈說愈激動，連我也被搞的有點惱火了。 「你是不是阿華啊？」他忽然問了這麼一句。 「趙伯！我不是阿華啊，我是……。」阿華到底是誰啊？ 「你這個年輕人怎麼這麼不講信用？怎麼會說話不算話？嗳呀……！！」然後就是一連串的嘟嘟聲，趙伯伯把電話掛了。 這下子連我也弄不明白，到底他是把我當成「阿華」？還是知道我不是「阿華」但是以為我是「阿華」？或者是以為我是「阿華」也還不知道我不是「阿華」？ 不過他正等著阿華幫他開車到土地公廟這件事情是確定的，阿貴不在家，他一個老人家總不能自己開這那輛拼裝車上去吧？ 但，我也不會開那種車啊？ 立刻上山去的念頭瞬間在我的腦子裡閃過，可是怎麼想都知道走不了，因為今明兩天得要回學校幫忙團慶工程的搭設，而且有非到不可的理由。 撥了電話給趙伯伯，響了兩聲就自動轉進語音。 「怎麼會說話不算話？」一直在耳邊揮之不去的這句話，成了讓心情直線下沉的咒語。 於是那天我無從得知趙伯伯是不是做成了生意，也帶著悶到不行的心情在學校裡把工作完成。
星期一，整箱的菜苗被退了件，紙箱上斗大的「拒收」兩字，像是一記悶拳挨了過來。 12月13日，忙完昏天暗地的團慶過後一個多月，我們真的上山了。 如果我真的就是趙伯要找阿華，接下來的見面恐怕就是令人難為情的尷尬，如果我不是他要找的阿華，那我有沒有必要對他提起這個陰錯陽差的誤會？ 總之，我們決定先在土地公廟以外的地方先逛逛。 循著登山棧道或走或歇地前進著，團慶辦完一個多月，身體的疲勞恢復的很快，心裡的疲倦還在緩慢消退當中，心裡始終掛記著這件事，總想著這份難得的忘年情誼，不應該毀在一場莫名奇妙的誤會裡。 接近中午，依循著從來的習慣，在阿良那裡吃便當，然後又意猶未盡地走回老街那裡，在一家賣臭豆腐的攤位前停下腳步，老闆娘招呼我們坐下吃點水餃或是便當，阿良的便當雖沒讓我們有了飽足感，但這時候卻不想再多塞幾顆水餃或是便當讓自己陷入進退兩難的地步。 「那…我們要一份臭豆腐。」和趙伯伯年紀相當的老先生從油鍋邊慢條斯理地起身，從油鍋邊夾起幾塊炸過的臭豆腐丟進油鍋裡。 我們曾經吃過這裡的臭豆腐，那是在這裡還沒被四年前那場大火燒掉前，不過從來只見到老闆娘，至於老闆也只聞其人而未見其人，眼前的這位老先生就是我們不曾謀面的老闆。
我們和老闆娘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了起來，說到她的先生，她說老先生脾氣不好，愛罵人又固執…，老闆娘 和老 先生僅相隔一個位子，在她前面的老先生坐在油鍋旁自顧看著人來人往的遊客，對於我們的對話沒有絲毫反應，偶爾他轉頭看見他的臉，就和看見趙伯伯一樣，只不過老先生的臉上多了一絲嚴肅的不苟，緊抿的嘴唇有幾分個剛毅不折的味道。 老先生姓范。 我發現在他穿著背心毛線衣服裡面，穿的是國軍的草綠軍服，忘了范伯伯說這件軍服的來歷，只記得我們是從這件軍服和他開始聊起的。 因為重聽，我們得要靠近他耳邊大聲說話他才能聽的見。 老家在山東，和鄰近的河北只有一座橋的距離；還沒能在當時的濟南第一聯合中學把書唸完，國府軍隊和共產黨軍隊的戰鬥節節敗退，隨著國民政府的遷移，被共軍佔領地區的學生為了繼續學業，只好跟著離開，形成對日抗戰之後第二波的流亡學生潮。 范伯伯被迫離開家園。 尤其是在1949年的徐蚌會戰之後，國軍退守到長江，本以為至少可以保住半壁江山，卻沒料到戍守將因要塞的司令陣前倒戈，讓共軍大舉渡江，突破了長江天險…，國民政府隨即被迫撤退到台灣，從此改寫了接下來的中國歷史。 當時盛傳共產黨已經列出四大戰犯，除了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和軍人之外，就是流亡的學生，一旦被逮捕，就以戰犯論處，那時只聽大家都嚷著：「不逃，不是被共產黨殺就是活活餓死」。 「那一天，家裡老的喊著：孩子，出去吧！孩子，該走了！」范伯伯描述著離家那天的情景，那個被趕著出門逃命的十六歲孩子，如今也是垂垂老矣，看他邊說邊揮手的模樣，會不會就是六十多年前他眼裏看見的樣子？ 年邁的雙親跑不了，只能留在那裡聽天由命，後來沒能逃過文革時的批鬥，白白送了命。 這一逃就過了整整六十年的一甲子，從此沒再回去過。
跟著部隊撤退來到台灣，十六歲那年穿上了軍服，十一年後才退伍，然後考上教員資格，到台東去教書，蹍轉來到奮起湖，最後在這裡的中和國小退休。 幾乎每個老兵背後，都有一段顛沛流離的人生，這些四處飄散的落葉，如今早已在這片土地歸根，也在這片土地枯萎、凋零…，有些故事成為被我們所記下的故事，更有些隨著他們的殞落而無人知曉。 范伯伯其實不如外表般不易親近，談起往事偶爾可見到眼神裡一閃即逝的光采，人生當中的許多片段並沒有因為時間而被淡忘…，我們沒能跟著張伯伯緬懷更多的過去，往來人潮的笑鬧聲和收音機裡傳來的刺耳音樂，同時交雜著此起彼落的叫賣聲，把這裏妝點的像個喧囂吵鬧的市集。 濃艷的裝扮，掩去了奮起湖的優雅。 老闆娘賣力地招攬遊客上門，和靜靜坐在一旁看著人來人往的范伯伯形成有趣的對比。 當我們走遠，回頭望向這片川流雜沓的人群，發現范伯伯的身影反而被突顯的鮮明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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